甘肃配资行业资讯平台 小区搭伙过日子的老人越来越多，68岁张姐同住3年，儿女装不知道

声明：本文系虚构，文中人名、地名均为化名，与现实无关，如有雷同纯属巧合，请勿代入。

如今小区里搭伙过日子的老人越来越多，楼下68岁张姐跟人同住3年，儿女装不知道，分床睡还说是伴，物业老王说上个月又来了两个，没人领证

张姐把钥匙插进锁孔，转了一下，没开。又转了一下，还是没开。门从里面反锁了。

她站在门口，手里拎着一袋排骨。塑料袋勒着手指头，勒出两道红印子。

下午四点，楼道里没人。隔壁那户的油烟机嗡嗡响，炒的是蒜苗，味儿从门缝里钻出来，混着老楼特有的那种潮气。张姐低头看了看排骨，又抬头看了看门。

她没敲门。

等了大概三分钟。门开了。

老陈站在门后头，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背心，手里攥着遥控器。电视开着，放的是戏曲频道，咿咿呀呀的。

“睡着了。”他说。

张姐没说话，侧身进去，把排骨搁在厨房台面上。台面上有一层薄薄的油，她拿抹布擦了一把。抹布是湿的，有一股馊味。她把抹布扔进水槽，开水龙头冲了冲手。

“你晚上想吃啥？”她问。

“随便。”

“那我炖排骨。”

“行。”

老陈坐回沙发，接着看电视。张姐站在厨房里，把排骨倒进盆里，接水，泡着。血水慢慢渗出来，盆里的水变成淡粉色。

她看着那盆水，站了一会儿。

这是她跟老陈搭伙的第三年。

张姐今年六十八。老伴走了七年。走的那天是冬天，心梗，半夜没的，早上她喊他起床吃饭，喊了两声没应，一摸，身子都硬了。

她有一个儿子，在城南住。一个月来一趟，有时候两个月。来了坐半个小时，问两句身体，放下点水果，走。儿媳妇不怎么来，说是晕车。张姐知道，从城南到这儿，坐地铁也就四十分钟。但人家说晕车，那就是晕车。

老陈七十三。老伴也走了，走得比张姐家那位还早两年。胃癌，查出来到走，不到半年。他有两个闺女，都在外地。大的在深圳，小的在杭州。逢年过节打个电话，发个红包。去年过年，大闺女给他转了两千块钱，附了句话：“爸，想吃什么自己买。”

老陈盯着那两千块钱看了半天，跟张姐说：“我缺的是这两千块钱吗？”

张姐没接话。她也不知道他缺什么。她只知道，人到了这个岁数，缺的东西说不出口。说出来了，就显得矫情。儿女也不爱听。

他们是怎么搭上伙的。说起来也简单。

三年前冬天，张姐家的水管冻裂了。半夜，水漫了一屋子。她一个人拿着拖把拖，拖到凌晨两点，腰直不起来。第二天在楼下碰见老陈，老陈说：“我帮你看看。”

他拎着工具箱上了楼，蹲在地上修了半天。修完了，张姐给他倒了杯热水。他接过去，喝了一口，说：“一个人住，这些事是麻烦。”

张姐说：“是啊。”

就这两句话。过了几天，老陈又来了，提了一袋橘子。坐了坐，走了。再后来，他开始时不时地来。有时候带点菜，有时候带点水果。张姐有时候留他吃饭。两个人坐在那张小方桌前，一个坐这头，一个坐那头。吃着吃着，话就多了。

有一天，老陈说：“要不，我搬过来？搭个伙。你做饭，我交生活费。互相有个照应。”

张姐没马上答应。她想了两天。

她想的是儿子。儿子会怎么想。她又想的是邻居。邻居会怎么说。她还想了老陈的两个闺女。人家会不会觉得她图什么。

但她最后还是答应了。

原因很简单。有天晚上她起夜，头晕，扶着墙站了好一会儿。那一刻她想，要是摔了，没人知道。

老陈搬过来的那天，东西不多。一个行李箱，一个编织袋，还有一盆绿萝。绿萝放在阳台上，跟张姐养的那盆并排。

他说：“我那房子租出去了。一个月一千八。”

张姐说：“哦。”

他说：“这钱我交给你，算伙食费。”

张姐说：“不用那么多。”

他说：“拿着吧。”

每个月一号，老陈会把一千八百块钱放在电视柜上。有时候是现金，有时候是微信转。张姐一开始不收，后来收了。她拿这钱买菜，交水电，剩下的存着。存着干什么，她也不知道。

他们分床睡。

张姐睡卧室，老陈睡客厅的折叠床。那张折叠床是旧的，老陈从自己家搬来的。白天收起来靠在墙边，晚上打开。

有人问过张姐：“你们领证了吗？”

张姐说：“领什么证。都这把年纪了。”

问的人就笑。张姐也笑。笑完了，心里空落落的。

她知道人家在背后说什么。楼下李婶就跟别人嘀咕过：“孤男寡女的，住一块儿，像什么话。”声音不大，但张姐听见了。

张姐没解释。解释什么呢。她说他们分床睡，人家信吗。她说他们就是搭个伙，人家信吗。就算信了，又怎么样。人家该说的还是说。

老陈也知道这些闲话。有天晚上，他坐在折叠床上抽烟，抽了半根，说：“要不我搬回去？”

张姐正在叠衣服。手停了一下。

“搬回去干什么？”

“省得人家说。”

“人家说人家的。你搬回去了，谁给我修水管。”

老陈没说话。抽完那根烟，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。烟灰缸是张姐老伴留下的，玻璃的，边上磕了一个小口。

他没搬。

日子就这么过。

早上六点半，张姐起床。熬粥，煮鸡蛋，拌个小菜。老陈七点起。洗漱完了，坐在桌前吃。吃完，老陈出去遛弯。张姐收拾屋子。

中午简单吃点。有时候下面条，有时候热剩饭。

下午，老陈去楼下下棋。张姐在家看电视，或者跟邻居聊两句。五点做晚饭。

晚上，两个人坐在客厅。一个看电视，一个看手机。看到九点多，张姐去睡。老陈再坐一会儿，把折叠床打开。

一天就这么过去了。

没什么不好。也没什么好。就是日子。

张姐的儿子叫张磊。三十九岁。在一家物流公司上班。一个月挣七千多。媳妇在超市做收银，三千五。有个儿子，上初中。

他们有一套房子，贷款还没还完。每个月房贷四千二。孩子补课费一千五。车贷一千八。算下来，一个月剩不了几百块。

张磊不怎么来。来了也是匆匆忙忙。有一次，他坐在沙发上，看了看那张折叠床，又看了看他妈。

“妈，你们这……”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没什么。”

他没说下去。张姐也没问。

她知道他想说什么。他想说，妈你这样让人笑话。他想说，妈你要是缺钱你跟我说。他想说，妈你要是孤单了你来我家住。

但他没说。因为他知道，他家的那个小两居，腾不出地方。孩子的房间放了一张床一张书桌，就满了。客厅的沙发倒是能睡人，但张磊的媳妇不会愿意。这些事，不用问，张姐心里门儿清。

有一次张磊喝了点酒，打电话过来，说话颠三倒四的。说着说着，突然来了一句：“妈，我对不起你。”

张姐说：“你说什么呢。”

张磊说：“我没本事。我要是有本事，你就不会……”

他没说完，电话那头有哭声。张姐攥着手机，站在阳台上，看着楼下的路灯。

她说：“你别想那么多。妈挺好的。”

挂了电话，她在阳台上站了很久。阳台上的绿萝长出了新叶子，垂下来，搭在栏杆上。她伸手掐了一片黄叶，扔进花盆里。

老陈的两个闺女，张姐见过一次。

去年秋天，大闺女从深圳回来。待了两天。来的时候提了一箱牛奶，一盒点心。坐在客厅里，眼睛四处看。

张姐给她倒了茶。她接过去，没喝。放在茶几上。

“阿姨，谢谢您照顾我爸。”

“互相照顾。”张姐说。

“我爸这个人，脾气不好。您多担待。”

“还行。”

大闺女看了看那张折叠床。又看了看老陈。

“爸，你睡这儿？”

老陈说：“嗯。”

“怎么不睡屋里？”

“打呼噜。吵人。”

大闺女没再说什么。坐了一会儿，走了。走的时候，在门口跟老陈说了几句话。声音压得低，张姐没听清。

后来老陈跟张姐说：“她让我回去。”

“回哪儿？”

“回自己家。”

“你怎么说？”

“我说我在这儿挺好的。”

张姐没接话。她把碗筷收进厨房，打开水龙头，哗哗地洗。水溅到围裙上，湿了一片。

老陈的闺女走的时候，没有加张姐的微信。张姐也没要。

物业老王，五十多岁。在这个小区干了十一年。谁家什么事，他都门儿清。

有天我在楼下碰见他，他正在修单元门的锁。我递了根烟，他接过去，夹在耳朵上。

“又坏了？”我问。

“嗯。这锁一个月坏三回。”

他蹲在地上，拿螺丝刀拧螺丝。拧了两下，抬起头。

“你说这楼里，现在搭伙的老人，有多少？”

我说不知道。

他伸出手，比划了一下。

“我知道的，至少七八对。上个月，又来了两个。一个三楼的刘老头，一个五楼的那个周阿姨。都是老伴走了，自己过不下去。搭伙。”

“领证吗？”

老王笑了一声。

“领什么证。都七十多的人了，领证给谁看。再说了，领了证，财产怎么算。儿女能同意？这边一套房，那边一套房。领了证，将来都是麻烦。”

他把螺丝刀换了个角度。

“就是搭个伙。你做饭，我交钱。你生病了，我打个120。晚上睡觉，各睡各的。说白了，就是找个伴。说难听点，就是找个不花钱的保姆，或者找个管饭的。”

他拧紧了螺丝，站起来，拍了拍手上的灰。

“但这玩意儿，说散就散。上个月，五号楼的李老头，跟那个搭伙的老太太散了。为什么？老太太的儿子来了，说老太太在这边伺候人，不如回家带孙子。老太太就走了。李老头又一个人了。”

“那老太太呢？”

“回儿子家了。听说过得也不怎么样。儿媳妇嫌她脏。”

老王把烟从耳朵上拿下来，点着，抽了一口。

“这些事，你写都写不完。”

我确实写不完。

这个小区是老小区。六层楼，没电梯。住的大多是老人。年轻人都搬走了。留下来的，要么是走不了的，要么是没地方去的。

每天早上，楼下的小花园里坐着一排老人。晒太阳的，聊天的，发呆的。你仔细看，能看出几种人。

一种是老两口都在的。这种最硬气。老太太推着老头出来，老头坐在轮椅上，老太太跟人聊天。聊着聊着，回头看一眼老头，老头流口水了，老太太掏出手绢擦一把。嘴上骂着，手上轻轻的。

一种是孤身一人的。这种最沉默。坐在角落里，不怎么说话。别人聊儿女，他听着。别人聊孙子，他听着。听到热闹处，他也笑。但笑完了，眼神是空的。

还有一种是搭伙的。这种最微妙。你看得出来他们是两个人，但你看不出来他们是什么关系。他们坐在一起，但中间隔着半尺。他们说话，但话不多。他们互相照顾，但带着一种客气。那种客气，比陌生人近，比亲人远。

张姐和老陈，就属于第三种。

张姐炖排骨的时候，我在她家。

那天我上去送物业费的单子。门虚掩着，我敲了两下，张姐喊：“进来。”

厨房里热气腾腾的。排骨在锅里咕嘟咕嘟响。张姐站在灶台前，拿勺子撇浮沫。

“你坐。”她说。

我坐在客厅的小板凳上。老陈在阳台上下棋——他在手机上下。戴着老花镜，手指头在屏幕上戳。

“张姐，你这排骨炖得香。”

“香什么。老陈牙不好，得炖烂点。”

她撇完浮沫，盖上锅盖。转过身，在围裙上擦了擦手。

“你那个单子放桌上吧。”

我把单子放下。没走。她也没赶我。

“张姐，你跟老陈，就这么过着？”

她看了我一眼。

“不然呢。”

“没想过以后？”

“以后？”她笑了一下，“我这个岁数，还谈什么以后。今天脱了鞋，明天穿不穿得上，都不知道。”

她打开锅盖，又撇了一勺浮沫。

“我跟老陈，就是搭个伴。他一个月给我一千八。我管他吃，管他住。他病了，我给他倒水拿药。我病了，他给我打个电话叫车。就这样。”

“那要是有一天……”

“有一天他动不了了，他闺女就来接他走。有一天我动不了了，我儿子就来接我走。这个事，我们心里都有数。谁也别拖累谁。”

她把火关小。厨房里安静下来。只有锅里还在轻微地响。

“我跟你说句实话。”她压低了声音，“老陈这个人，不讨厌。但要说感情，没有。就是过日子。晚上他睡他的，我睡我的。有时候半夜醒了，听见他在客厅咳嗽，我就想，还好，有个人。”

她停了一下。

“就这点念想。”

我在楼道里站了半天。

从张姐家出来，我没直接下楼。站在楼道里，靠着墙。楼道里的声控灯灭了，又亮了。亮了，又灭了。

我想起我奶奶。

我奶奶走的时候，我爷爷还在。爷爷伺候了奶奶三年。奶奶瘫在床上，爷爷每天给她翻身、擦洗、喂饭。奶奶走的那天，爷爷坐在床边，握着她的手，没哭。

后来爷爷一个人过了五年。五年里，他学会了做饭。学会了用洗衣机。学会了对着电视说话。

再后来，他找了一个老伴。也是搭伙。没领证。两边的儿女都不同意，但也没拦着。拦不住。

他们在一起过了两年。后来那个老太太走了。她儿子来接的。爷爷站在门口，看着车开走。回来坐在椅子上，坐了一下午。

晚上他跟我说：“人这一辈子，就是不断地送人走。”

他说这话的时候，语气很平。但我看见他的手在抖。他拿筷子的手，一直抖。

我爷爷去年走的。走的时候，身边没人。他一个人在家，摔了一跤。等被人发现，已经过了两天。

我有时候想，如果那天他身边有个人，哪怕是个搭伙的老太太，是不是就不会走。

但这事不能想。想多了，心里堵。

我们楼下的李婶，六十五岁。老伴还在，但跟不在差不多。老伴中风了，半身不遂，坐轮椅。李婶每天推他出来晒太阳。

她推轮椅的动作很熟练。先踩刹车，再扶老伴站起来，再转身，再坐下。一套动作下来，气都不喘。

但你看她的脸。脸上没有表情。

有一次我跟她聊天。她说：“我一天跟他说不了三句话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说什么？他听不太清。我说东，他听成西。我说吃饭，他听成吃药。后来我就不说了。”

她低头看了看轮椅上的老伴。老伴歪着头，嘴角挂着口水。

“有时候我想，他要是走了，我就轻松了。但这话不能想。想了，觉得自己不是人。”

她推着轮椅走了。轮子碾过地砖，发出咯噔咯噔的声音。

我站在原地看着她。她推着轮椅走到花坛边，停下来。弯腰，给老伴擦了擦嘴角。动作很轻。像在擦一件瓷器。

老陈有个棋友，姓赵。七十岁。退休教师。一个月退休金六千多。

赵老师也是一个人过。老伴走了三年。儿女都在本地，但不怎么来。

他跟我说过一句话：“我现在最怕的，是晚上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晚上一个人，电视开着，没人说话。有时候我把电视关了，屋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。我就想，要是哪天心跳停了，也没人知道。”

他说这话的时候，坐在小花园的石凳上。手里捏着一枚棋子，捏了半天，没落下去。

“你没想过找个伴？”

“想过。但找不到合适的。”

“怎么不合适？”

“我这个岁数，找老伴，人家图我什么？图我钱？图我房？我儿女也怕。怕我被人骗。怕我领了证，房子分人家一半。”

他把棋子放下。

“所以就这么着。一个人。撑一天算一天。”

上个月，小区里又来了两个搭伙的。

一个是三楼的刘老头。七十一岁。老伴走了两年。找了个老太太，六十七岁。是从别的小区过来的。两个人没领证。老太太搬过来，住在刘老头家。

刘老头的儿子在本地。听说这事之后，来了一趟。待了十分钟，走了。走的时候脸色不好看。

但没拦着。

为什么不拦？因为刘老头把房子过户给儿子了。老太太也知道。人家图的是有人做饭，有人说话。房子的事，不惦记。

另一个是五楼的周阿姨。六十四岁。老伴走了五年。找了个老头，七十二岁。是跳广场舞认识的。

周阿姨的女儿嫁到外地了。一年回来一次。周阿姨跟她说这事的时候，女儿在电话里沉默了半天，说：“妈，你高兴就行。”

周阿姨跟我说：“她嘴上说高兴就行，心里肯定不舒服。但我不在乎了。我伺候了她爸五年。五年里，她回来过三次。现在我想为自己活两年。”

她说这话的时候，正在楼下晒被子。弯着腰，把被子搭在绳子上。被子是新的，大红色的。她说：“老李买的。他说红色喜庆。”

老李就是那个七十二岁的老头。站在旁边，手里拿着两个夹子。等周阿姨把被子搭好，他递上一个夹子。周阿姨接过去，夹住被角。

两个人没说话。但配合得很默契。

我站在远处看了很久。

物业老王说，这些搭伙的老人，有一个共同点。

“都不领证。”

为什么不领证。

老王掰着手指头给我算。

“第一，财产。老头有老头的房，老太太有老太太的房。领了证，万一走了一个，另一个就有继承权。儿女能干？肯定得打官司。第二，赡养。领了证，就是合法夫妻。一方病了，另一方有义务照顾。但人家自己的儿女都不管，你指望一个搭伙的管？第三，面子。都这把年纪了，领证让人笑话。人家说，老不正经。”

他停了一下。

“但最根本的，是信任。都防着对方。老头防着老太太图他的房。老太太防着老头把她当免费保姆。儿女防着对方占便宜。谁也不敢把话说透。说透了，这伙就搭不成了。”

“那他们图什么？”

老王看了我一眼。

“图什么？图晚上有个人喘气。图生病了有人倒杯水。图吃饭的时候对面坐着个人。就这些。这些事，年轻人觉得不算什么。但到了那个岁数，就是天大的事。”

我回家的时候，路过张姐家的窗户。

窗户开着，飘出来排骨的香味。还有电视的声音。戏曲频道，唱的是《空城计》。

“我正在城楼观山景，耳听得城外乱纷纷……”

我站在楼下，听了一会儿。

楼上传来张姐的声音：“老陈，吃饭了。”

然后是老陈的声音：“来了。”

椅子挪动的声音。碗筷碰撞的声音。

然后是安静。只有电视还在唱。

我掏出手机，给我妈打了个电话。

响了三声，接了。

“妈。”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没事。就是问问你吃了没。”

“吃了。你呢？”

“也吃了。”

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妈，你跟我爸，挺好的？”

“挺好的。你爸在洗碗呢。”

“哦。”

又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妈，你要是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没什么。挂了。”

“行。你注意身体。”

挂了电话。我站在楼下，看着张姐家的窗户。灯亮着，暖黄色的。

我想起我妈今年六十二。我爸六十五。他们住在老家。两个人。互相照顾。

但总有一天，会有一个人先走。

到那时候，剩下的那个人，怎么办。

我不敢想。

我写到这儿停了很久。

我想起张姐说的那句话：“就这点念想。”

这点念想，值多少钱。算不清。

老陈一个月给一千八。一年两万一千六。三年六万四千八。这些钱，张姐存着。存了多少，她没说。但她说，这钱她不动。将来老陈要是病了，这钱给他看病。要是没病，就还给他的闺女。

“我不图他的钱。”她说，“我就是图有个伴。”

但她又说：“有时候我也想，这日子过得算什么。没名没分的。人家说起来，我是他什么人？保姆？老伴？都不是。就是个搭伙的。”

她低下头，看着自己的手。手上全是皱纹。指甲剪得很短。

“有一天他闺女打电话来，说‘阿姨，我爸麻烦你了’。我听了，心里不是滋味。什么叫麻烦我了。我是外人吗。但我又确实是外人。”

她抬起头。

“你说，我算什么呢。”

这个问题，我回答不了。

小区里的老人越来越多。搭伙的也越来越多。

我数过。光是我们这栋楼，就有三对。张姐和老陈是一对。三楼刘老头是一对。五楼周阿姨是一对。

别的楼还有。

物业老王说，上个月又有两个。一个二单元的，一个四单元的。都是老太太走了，老头一个人。老头不会做饭，不会洗衣服。儿女又不来。怎么办。找个老太太。给点钱。搭个伙。

“这些老太太，有的是丧偶的，有的是离异的。有的有退休金，有的没有。没有退休金的，就靠这个生活。一个月拿个一两千，管吃管住。比当保姆强。当保姆还得看东家脸色。搭伙，好歹是自己过日子。”

老王说这话的时候，正在扫楼道。扫帚一下一下的，扬起一层灰。

“但这事，长久不了。说散就散。散了，各回各家。有的连句再见都没有。”

他扫到张姐家门口，停了一下。看了看那扇门。

“这家，还行。三年了。算长的。”

我问他：“你见过最长的搭伙，多久？”

他想了想。

“有对老头老太太，搭了八年。后来老头走了。老太太被自己闺女接回去了。走的时候，在楼下哭了一场。哭完了，上车走了。再也没回来过。”

他把灰扫进簸箕，倒进垃圾桶。

“就这么回事。”

我有时候想，这些搭伙的老人，到底在过什么日子。

他们没有爱情。或者说，爱情不是最重要的。他们需要的是别的东西。

需要一个人在身边。需要一个人知道你今天吃没吃饭。需要一个人在你不舒服的时候，给你倒杯热水。需要一个人在晚上，跟你一起看看电视。哪怕不说话。哪怕各看各的。

这些需要，年轻人不理解。年轻人觉得，这算什么。这叫什么陪伴。这叫凑合。

但到了那个岁数，凑合就是陪伴。陪伴就是凑合。

张姐说过一句话：“我们不是年轻人了。我们不谈感情。我们谈的是日子。日子能过下去，就行。”

她说完这话，又补了一句：“但有时候，我也想，要是他先走了，我怎么办。”

她没往下说。我也没问。

老陈的身体，其实不太好。

他有高血压。每天吃降压药。药放在电视柜上，一个白色的药瓶。张姐每天早上给他倒好水，把药片放在瓶盖里。老陈起床，接过去，一口吞了。

他膝盖也不好。走路的时候，左腿有点拖。下楼的时候，得扶着栏杆。

有一次他在楼下摔了一跤。不严重，就是膝盖磕破了。张姐扶他上楼，拿碘伏给他擦。一边擦一边骂：“让你慢点，你不听。摔了怎么办。你闺女又不在。”

老陈没说话。看着她擦。

擦完了，他说：“你骂人的样子，像我老伴。”

张姐手停了一下。

“你老伴骂你？”

“骂。骂了一辈子。”

“那你现在没人骂了。”

“现在有人骂了。”

张姐把碘伏收起来。

“你别瞎说。”

老陈笑了一下。没再说话。

那天晚上，张姐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她听见客厅里老陈在咳嗽。咳了一阵，停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又咳。

她想起来倒杯水。但又没起。

她躺着，看着天花板。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，从这头到那头。

她想，这道裂缝，跟她这辈子一样。裂开了，就合不上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她还是给老陈倒了水。药片放在瓶盖里。放在电视柜上。

日子照旧。

张姐的儿子张磊，上个月又来了一趟。

这次是来送钱的。他发了年终奖，不多。两千块。塞给张姐。

张姐不要。

“你留着。孩子要补课。”

“妈，你拿着。”

“我不用钱。”

“我知道你不用。但你拿着。”

张姐接过去。把钱放进口袋里。口袋是棉袄的口袋。棉袄是旧的。袖口磨得起了毛。

张磊坐了一会儿。看了看屋里。看了看那张折叠床。

“妈，老陈还在呢？”

“在。出去下棋了。”

“你们……”

“我们怎么了。”

张磊没说话。坐了一会儿，站起来。

“我走了。”

“吃了饭再走。”

“不了。孩子在家等着。”

张姐送他到门口。张磊穿鞋的时候，张姐看见他的白头发。她才三十九。白头发比她六十八的还多。

“你少熬夜。”张姐说。

“知道了。”

张磊走了。下楼的时候脚步很重。咚，咚，咚。

张姐站在门口，听着脚步声越来越远。然后关上门。回到屋里，坐在沙发上。沙发是老式的。弹簧塌了。坐下去，陷一个坑。

她坐了很久。

老陈回来的时候，手里拎着一袋橘子。

“楼下卖的。十块钱三斤。”

张姐接过去。橘子很凉，皮上带着水珠。

“你儿子来了？”

“来了。”

“说什么了？”

“没说什么。”

老陈坐下来。拿起遥控器，打开电视。戏曲频道。又在唱。

张姐剥了一个橘子。递给老陈一半。

老陈接过去，吃了一瓣。

“甜。”他说。

“嗯。”

窗外的天暗下来了。楼下的路灯亮了。有小孩在楼下跑，喊着什么。

张姐站起来，去厨房热饭。

老陈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。

电视里唱的是《空城计》。诸葛亮坐在城楼上，摇着羽毛扇。

“我正在城楼观山景，耳听得城外乱纷纷……”

张姐在厨房里，把剩菜倒进锅里。锅铲碰着铁锅，发出当当的声音。

老陈在客厅里，跟着电视哼了两句。哼得不在调上。

张姐听见了，说：“你唱得难听死了。”

老陈说：“你管我。”

张姐说：“我不管你谁管你。”

老陈没说话。但张姐知道他在笑。

锅里的菜热了。张姐盛出来。两碗饭。两双筷子。

“吃饭了。”

老陈站起来。扶着沙发扶手。膝盖响了一下。

“来了。”

他走到桌前。坐下。张姐坐在对面。

两个人开始吃饭。没人说话。只有筷子碰碗的声音。

电视还在唱。

“你连得三城多侥幸，贪而无厌又夺我的西城……”

张姐吃了一口饭。嚼了嚼。

“老陈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你闺女上次说，让你回去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怎么想的。”

老陈放下筷子。想了想。

“我不想回去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回去干什么。一个人。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”

他拿起筷子，又吃了一口。

“就在这儿吧。能吃几年吃几年。”

张姐没说话。她低下头，扒了两口饭。饭有点硬。她嚼了半天。

吃完晚饭，老陈去洗碗。张姐坐在沙发上，看手机。

儿子发来一条消息：“妈，到家了。你早点睡。”

张姐打了几个字：“好。你也早点睡。”

想了想，又删了。

她重新打：“知道了。”

发出去。

老陈洗完碗，擦着手走出来。

“今天晚上冷。你把那个厚被子拿出来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

“你也是。别冻着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

老陈坐在折叠床上，打开被子。被子是旧的，但干净。张姐前两天刚晒过。有太阳的味道。

张姐站起来，往卧室走。走到门口，停了一下。

“老陈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你说，咱们这日子，算什么呢。”

老陈没马上回答。他坐在床上，低着头。过了一会儿，抬起头。

“算日子。”

张姐看着他。

“就这个？”

“就这个。”

张姐没再问。她走进卧室，关上门。

门关了。但没锁。

老陈关了电视。客厅暗下来。只有卧室的门缝里，透出一线光。

他躺下。折叠床发出吱呀一声。

窗外有风。吹得楼下的树沙沙响。

他闭上眼睛。

过了一会儿，卧室里传来张姐的声音。

“老陈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睡了没。”

“没。”

“没事。你睡吧。”

“嗯。”

安静了。

风还在吹。树还在响。

楼下的路灯亮着。照着空荡荡的小区。和那些亮着灯的窗户。

每个窗户后面，都有人在过日子。

有的一个人。有的两个人。有的是一家人。

但到最后，都是一个人。

张姐翻了个身。面朝墙。墙上挂着一张照片。是她老伴的。黑白的。照片上的人，看着她。她也看着他。

看了一会儿。她闭上眼睛。

客厅里，老陈也翻了个身。折叠床又响了一声。他咳嗽了一下。然后安静了。

两个人在一个屋里。隔着半堵墙。各睡各的。

但都知道对方在。

这就是伴。

第二天早上。六点半。闹钟响了。张姐起床。穿衣服。去厨房。

锅里加水。点火。放米。

水开了。米在锅里翻腾。

她站在灶台前，听着锅里的声音。窗外天还没亮透。楼下的路灯还亮着。有人已经在走动了。脚步声，一下一下的。

她想起昨天晚上，老陈说的话。

“算日子。”

她笑了一下。笑得不大。嘴角动了动。

然后她打开冰箱，拿出两个鸡蛋。打在碗里。搅了搅。

粥好了。鸡蛋煮上了。

她走到客厅。老陈还在睡。折叠床上，被子裹着。露出一个头。头发全白了。

她站了一会儿。没叫他。

转身回厨房。把火关小。

粥在锅里，咕嘟咕嘟响。

她坐在厨房的小板凳上。看着窗外。

天慢慢亮了。路灯灭了。楼下的人多了起来。

她站起来。去叫老陈。

“起来了。”

老陈动了动。翻了个身。

“起来了。”

她又喊了一声。

老陈坐起来。揉了揉眼睛。

“几点了。”

“七点。”

“哦。”

他下床。穿鞋。去卫生间。

水龙头的声音。刷牙的声音。咳嗽的声音。

张姐把粥盛出来。两碗。放在桌上。鸡蛋捞出来。两个。放在碗里。

老陈出来。坐下。

“今天冷。”他说。

“嗯。多穿点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

两个人开始吃。没有人说话。

窗外的天，全亮了。

楼下有人在晒被子。弯着腰，把被子搭在绳子上。

张姐看了一眼。收回目光。

她喝了一口粥。粥是热的。烫了一下舌头。

她没说话。继续喝。

日子还在过。一天接一天。

没人知道明天会怎么样。也没人问。

就是这样。

老陈吃完。放下碗。

“我出去了。”

“嗯。”

他站起来。走到门口。穿鞋。开门。

“老陈。”

他回头。

“中午回来吃吗？”

“回来。”

“行。”

门关了。脚步声下楼。咚，咚，咚。

张姐坐在桌前。碗里还剩半碗粥。她拿勺子搅了搅。

不烫了。

她慢慢喝完。

站起来。收碗。洗碗。

水龙头开着。水哗哗地流。

她洗着碗。想着中午做什么饭。冰箱里还有排骨。昨天炖的。剩了一半。中午热热。

再炒个青菜。

她洗完碗，擦干手。走到阳台上。

太阳出来了。照在绿萝上。绿萝的叶子绿得发亮。

她伸手摸了摸。

然后回屋。拿起手机。看了看。

没有消息。

她把手机放下。坐在沙发上。

电视开着。没看。声音很小。

她就这么坐着。

等中午。

等老陈回来。

等日子继续过。

阳光从窗户照进来。照在地板上。照在那张折叠床上。

折叠床收着。靠在墙边。

它还会打开。今天晚上。

然后明天。

然后后天。

然后。

张姐站起来。去厨房。打开冰箱。拿出排骨。

开始做午饭。

刀切在案板上。咚，咚，咚。

声音在屋里回荡。

楼下，老陈坐在花坛边。看人下棋。手里捏着一枚棋子。捏了半天。没落下去。

太阳照在他身上。暖洋洋的。

他眯着眼睛。看着棋盘。但没看进去。

他在想什么。没人知道。

他自己也不知道。

他只是坐着。等着中午。等着回去吃饭。

等日子继续。

我写到这儿。停了。

我想起张姐那句没说完的话。

“有一天他动不了了，他闺女就来接他走。有一天我动不了了，我儿子就来接我走。这个事，我们心里都有数。谁也别拖累谁。”

她说这话的时候，声音很平。但我看见她的手在抖。

她拿勺子的手。抖了一下。

就一下。

然后她继续撇浮沫。

锅里的排骨汤。咕嘟咕嘟响。

香气飘出来。飘出窗户。飘到楼下。

楼下的人闻到了。说：“谁家炖排骨。真香。”

没人知道是谁家。

也没人问。

香味飘了一会儿。散了。

风一吹。什么都没了。

但日子还在。

还在过。